鱼与熊掌的权衡取舍：进步社会的展望
2003/08/13 黄文平
对平等的追求一直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望。相对人类无限的欲望而言，经济资源无疑是稀缺的或有限的。人类的生存、发展，始终贯穿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
公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收入的平等分配，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对其他人收入的评价会超过对他自己收入的评价。效率，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即是说，位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任何一点都是有效率的。效率和公平问题，一直为福利经济学所关注。
应该指出，平等和效率的先后次序问题涉及西方经济学中更为深刻和重要的一个问题，即价值判断。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在谈到福利时，认为福利首先与自由相联系，如果平等的获得以自由为代价，那么这种平等是不可取的；平等只能通过竞争市场机制来实现而不能靠政治组织的措施来实现。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者主张把市场竞争放在首位，侧重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不应该采取人为的收入均等化措施，强求平等，给社会带来更到达损失。制度主义者的观点正相反，主张平等优先，把收入均等化放在首位，缩小市场的调节范围。第三种是以阿瑟奥肯（Arthur Okun）为代表的折衷方案，既不是效率优先，也不是平等优先，而是企图找到一条既维护市场机制，又能消除收入差别扩大的途径。奥肯认为，一个社会如果不采取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妥协的做法，而是要真正实现收入的平等，那将是一种空想。
平等和效率二者的关系如何处理是福利经济学中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从庇古（Pigou）开始的西方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一直把收入再分配和资源有效配置作为重要课题来研究。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论述竞争市场能带来帕累托（Pareto）最优资源配置。所谓帕累托最优，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不使其他人境况变糟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另一部分人的处境变好。第一定理指出：竞争经济沿着效用可能性曲线将达到某一最佳点。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阐述：假定资源能够得到正确的配置，那么竞争的经济可以达到效用可能性曲线上任何一点。第二定理表明：即使我们不满意竞争市场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也没有任何理由放弃运用竞争的市场机制。
竞争市场能够带来效率，简单地说，因为消费者在决定购买某种商品时，所考虑的是多消费一单位这种商品给他带来的边际效用要等于多购买这一单位商品的边际成本，也就是他支付的价格。厂商在决定生产多少物品时，所考虑的是多生产一单位的物品给它带来的边际收益要等于多生产一单位物品的边际成本。在均衡点，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生产的边际转换率。因此，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是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并且能够得到竞争市场的保证。
但是，经济的帕累托最优没有考虑收入分配。帕累托最优原则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个人主义。它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帕累托最优只考虑每一个人的福利，即个人的绝对福利，而没有考虑不同个人之间的相对福利。它不直接考虑收入的分配，即不公平程度。例如，使富人更富同时不改变穷人生活水平的变化仍然是帕累托改进，这就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第二，帕累托最优与消费者主权原则相一致。这就是说，每个人对自己的福利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的需要、欲望以及最大利益方面，个人最有发言权。
人们发现，公平与效率常常存在某种替代关系。为得到更多公平，往往要牺牲一部分效率；反之亦然。鉴于竞争市场的帕累托最优只解决了效率问题，因此，需要政府来保证收入的公平分配。但是，衡量收入公平分配的标准从来就不是唯一的，人们选择的标准通常对政府的政策有重大影响。
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分配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贡献标准，即按社会成员的贡献分配国民收入，这就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分配理论认为，国民收入应该按生产要素的价格进行分配劳动获得工资，资本获得利息，土地获得地租，企业家才能获得利润。简单地说，各种生产要素都根据自己在生产中所作出的贡献而获得了相应的报酬。这种分配标准能保证经济效率，但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能力、机遇等方面存在差异，该分配又会引起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第二个是需要标准，即按社会成员对生活必须品的需要分配国民收入；第三个是平等标准，即按公平的原则分配国民收入。第一个标准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充分发挥每个社会成员的能力，后两个标准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但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平等则损害效率，有利于效率则损害平等，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平等与效率的矛盾。
收入分配是否平等可用三个标准来衡量。一是劳动分配率，即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二是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与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三是工资的差异率。收入分配越平等，则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越大，洛伦兹曲线更接近绝对收入平等线，基尼系数和工资差异率也也越小。反之亦然。
在发展中国家，人们通常用贫困指数来度量收入的不公平程度。贫困指数是指收入在某个临界水平（即贫困水平）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应该指出，贫困指数同大多数其他指数一样，隐藏着一个重要 特征，即指数包含着绝对的价值判断。
我们考虑这个事实：一般而言，政府官员常常把对贫困指数的影响作为评价不同项目的标准。假设有两个工程项目可供政府官员选择，其中一个项目能把一部分恰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那部分人提高到刚好超过贫困线的水平，而另一个项目则提高了一部分非常穷的人的收入，但收入的提高又不足以超过贫困线的水平。可以想象得到，政府官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前一个项目较好，因为它降低了可计算的贫困，而后一个项目并没有改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的数量，它对可计算的贫困没有发生影响。
贫困指数说明这样的事实，非常贫穷的人收入分配的变动，以及非常富有的人收入分配的变动，并不比从贫困线以下上升到贫困线以上那部分人收入分配的变动更为重要。
总之，公平与效率的取舍，是人类的一个困难抉择。不同的环境下，人们的侧重不同。以最小的公平损失来换取尽可能多的效率和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来争取最大可能的公平是人们不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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